2017 年的最后一篇博客

# TL;DR: 能认识那么多新的人真是太好了!这篇日志记叙了 2017 的挣扎史,也记了一些流水账。希望早日自己的实力能撑起自己的梦想,来年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篇文章是在 12 月里零零散散写出来的。还有一个小时不到,就会迎来东八区的 2018 年,不禁要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一年。我的 2017 很乱,很庞杂。在积极和愉悦的之上,弥散着淡淡的无力与内疚。但不得不说,今年上科大这场空前的元旦晚会,让我的内心燃起了许多新希望。

回望 2016 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中心观赏了重度污染下的日落景象后,就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元旦放完就是一堆期末考试和期末论文,休不得,休不得。值得纪念的是,21 岁的这一次登高,还是人生中的头一遭,陆家嘴没有少去过,但至今东方明珠、金茂大厦、SWFC 也还都没有上去过。

开年迎来的有好多考试。模电吃不起刷题苦,学崩了。数电知识体系网络拉得太开,学崩了。通信原理则将数学烂底一齐揭出,不过期末考试将考核面往概念和方法上靠了很多,体面收官。在专业课方面幸好有线性系统I这门课,教学双方都稳扎稳打,快慢宜人,也没有我校本科课程中常见的超维空间(即课堂、作业、实验、考试、大项目各自作为独立基张成向量空间)现象,可以说是收获不少。

大三上的 25 学分(5 门信院 + 2 门通识),再加上大三下 21 学分(3 门信院 + 2 门创管 + 2 门通识),能真真正正地能让人由内而外地体会头皮发麻、身心俱疲、抓耳挠腮、声嘶力竭这些感受。

为什么会选这么多课?因为站在大三的关头看,真切的现实来得比什么理想都来得猛一些。正所谓,“生活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不管接下来是要升学,还是要就业,第一届本科生前两年的课程结构都将人摆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大三望向大四,心里只想着考研也好,出国也好,就业也好,得给大四上留下足够的时间余量。

对于第一届本科生而言,上科大前两年的生活总体而言在内容上都是“上层建筑”偏多,可以给人丰腴美满的“大学生感”——谈天说地,自以为什么都懂一些;琴棋书画,自以为什么都会一些。但到了第三年,你要开始考虑升学,或者是要考虑就业的时候,稍微头脑清楚一点的人可能就会一下子扭过头来问自己,“我前两年究竟在干什么?在思维最活跃和精力最充沛的大一大二的日子里,我为什么没有多学点专业知识?”

2014 年刚进大学的时候,4G 还尚未全部铺开,付钱一般还是要掏钱包的,机器视觉和机器学习大多都还跑在工作站或者集群上,嵌入式应用还很少。但是到了 2017 年,早就不是同一番图景了。到了 2017 年年头,回想起当时夏令营信院老师做的学科前沿讲座,大三上半学期的我,竟然有种冬天下雪时,冻冻地在房子外面看着里面的人吃火锅的感觉。

本科生的培养方案就目前而言,依旧是一块谁都想用的培养基。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说,这所年轻的学校仍然在不断地尝试;坏事是说,总的来看,浪费掉的老师和学生的时间每学期都是增加的。

信息学院本科生专业,刨去高层面的发展,回归最底层的基础,其最大的特质就是工程性,简而言之,写的代码,跑得出来就是跑得出来,跑不出来就是零分;搭的电路,满足性能要求就是满足性能要求,不满足就是白搭。而本科前两年大部分“上层建筑”,常常避而不谈“术性”的东西,提倡多接触多把握“道性”的东西。然而这种生活常态的过渡,更容易让人觉得“上层建筑”是 bullshit。

在新工科教育如火如荼地于各大学校铺开的今日,本科教育中博雅与实践的冲突只会愈加激烈。高校扩招这么多年,互联网铺开这么多年,资本运作这么多年,社会上会越来越不缺把握“道性”,忠诚且会说话的演说家、游说者和表演艺术家。但深谙“术性”的合格的工程师将永远是可贵的人才。为了一些听似新颖有趣的概念“名育实灌”,终将会导致十分可惜的资源错配。

更不要说,现在的上科大,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开不太出专业课的上科大了。而通识中心开课则依旧缺乏足够合理的评审反馈标准。我可以完全认同某摄影课老师为许多上科大同学带来了摄影外拍的快乐,以及为办摄影展、出版画册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我决不会认同他诡异的摄影审美观以及推销团购摄影器材的行径——其中单举任一项,都足堪上科大通识开课之耻。如果通识中心都是老校办这等层次的人才,那“通识无水课”将会是朝着高要求高产出这一有益方向喊出的一句响亮口号,但很不幸,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下,我们没有那么多刘老师。

大三至今的各种沟通交流,让我明白了通识课程建设的不易,但理解并不能消解目前存在的不合理之处。通识课,我们当然花一些时间走入传统,看到我们的源头。但与此同时,通识课也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配合。长久以来的拒绝沟通与执拗,也将让学校的紫色光谱上渐渐失去一份不该失去的鲜亮(我在招生宣传中内疚的来源之一)。幸而创艺学院带着一抹亮青逐渐兴起,必然有不少好课站在不远的未来。

14 级的 EE 培养方案中,专业课是 74 个学分。15 级的培养方案中,少了 2 个学分,成了 72 个学分。16 级的培养方案中,专业课进一步缩减为 60 个学分,加上任选 10 学分,方案内的专业课学分又减了 2 个学分,到了 70 学分。幸而到了 17 级,减少的趋势没有持续下去,信导(4 学分)一分为二,分裂出的电子科技导论单划 3 学分列入工程通识板块,专业方向的学分相对于 16 级实质上无增无减。

在 14、15、16 级,三个暑期的实践最终一一映射到 3 个学分上,而到了 2017 级,由于传统思政教育的全面回归,培养基上又得腾出些空来,三个暑期的实践只有 1 个对应的学分。英语课依旧保持搁置于 149 总学分的培养基之外的传统,而培养基上通识限定选修的 8 学分小格子依旧被诡异地分成了紫院 2 + 人文艺术社科 6 的次小格。目前名义上由 10 分自由任选学分政策所支撑起的“自由”二字下,实际上是学业负担枷锁在越钉越牢,这也是我在招生宣传中与日俱增的内疚的最大来源。

但看到学弟学妹们满满的生命力,相信他们一定能做得比我们更好。也相信数学研究院的逐渐组建能让数学课质量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依旧希望学校和各个学院能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早日推出更合理的对培养方案的修订。

2017 年写出了一篇自己认为还算过得去的一篇课程论文,是《科技文明通论》的期末论文。(见:http://blog.sjhstone.name/2017/05/798/)整个人开始渐渐接受,现实生活是充满选择与放弃的,象牙塔也许要等到下个社会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存在。

2017 年错过了第一个会议论文的 deadline,但最终转投另一个会议,希望论文能被收下。谢谢导师满页的大叉和评论,谢谢姜学长的强力凯瑞,也谢谢郑毅的给力合作。来年 3 月还有 CDC 在招手,尽力多埋头多实践。也要把毕设认真地干完,对得起学士学位背后 172 个学分中的每一分。

2017 年第一次在文涛和寅岑的支持下为 Geek Pie 应用/网站开发部开出了持续性的定期讲学活动,从第 5 周到第 13 周,每周四的晚上持续一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尽管没有达到最初设计的预期,但幸而讲者听者都有所收获。文涛、寅岑、周杨、王伟天、王悦豪几位师傅都十分认真地准备材料主讲了许多内容,还有每周开门的泽浩师傅。

2017 年暑假带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外婆好好游历了一次关西。(见:http://www.tuniu.com/travels/12565999)虽然第二次造访京都,依旧没有登上稻荷山山顶,也由于游程时间所限没有带外婆造访阿倍野HARUKAS。但百鬼夜行主题夜间参拜和遍览高野山、比叡山、摩耶山、生驹山的经历依旧让外婆玩得很开心。最可惜是外公已经没法这样暴走旅行,只能待在家里。希望能找到更多合适的地方,带外公外婆多看看。

2017 年电赛最终以失败参赛告终。一个良好的参赛过程应该准备得更早一些,多尝试、多迭代。最后失败主要归咎于我对芯片烧写流程的理解问题,非常愧对吴秉翰的强力输出和超琪的辛勤付出。

2017 年长期延误了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的建设,深刻感受到了软件工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及人的精力不是无限可分的。来年要尽早尽快将可交付产品做出来。真的特别感谢荆师傅。

2017 年年末,母亲以前的一位学生,一位家境平薄,脸上总挂着笑容的一位胖哥哥,在繁重的工作下,突发神经系统急重症,年纪轻轻就离别了人世。祈愿他不论在哪个世界,都还能常挂笑容,也愿他的家庭能平和地继续走下去。除此之外,2017 年身边还传来了不少离世的消息,更让自己感叹健康和家庭团聚的可贵。

写就于 16 年的这篇序言,被印刷在一本册子的开头,里面既收录了不少我深刻认同的讲者的讲稿,也收录了一些我实在是无法苟同的讲稿。尽管,生活因好坏交杂而真实,但我仍旧希望,上科大的未来,一切都能朝着最好的方向迈进。新的一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相互勉励,携手加油!

《上海科技大学文明之光演讲录》序

(注:最终付梓的版本限于时间、字数要求与一些其他因素,有一些其他编者所做的润色、增删。)
光……
是粒子还是波?——牛顿和惠更斯曾就它的本质论战许久。
赫兹首先在试验中观测到了光电效应。后来,爱因斯坦利用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观点进行思考,对光电效应做出了完整的理论解释。
继而,德布罗意在爱因斯坦的启发下,提出了物质波的假设。波粒二象性越来越被广泛理解,人类开始不断加大从经典力学时代迈向量子力学时代的步伐……
光,照亮了人类探索整个自然世界的道路,引领人们不断向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着这条路走了好远的人们回头一看,发现他们对一直照亮着这条路的光其本身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了。
这“全然不同”,绝不止科学发展下因观念变革而造成的不同。文明不断发展,分化,人们在社会上所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产生的世界观也越来越多元。光的本质是相同的,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又都不是同一回事。科学家脑海中的光、摄影师眼中的光、禅师心中的光……光芒,在不同的时间中,不同的思想中,以不同的形式展开。
自然界中存在的光,已然复杂而迷人。但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来,文明,也如同光芒一般,照亮了人类探索自己、探索彼此的道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延伸与传播。与自然界中的光相比,它在复杂性与迷人性上都更难以言喻。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而是朝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演进。每一刻,时间的多叉树都会生长出无穷的枝蔓,引向无穷的子树。人们每每在文明照耀之路上回头,都能发现对文明本身全新的理解。而在不同社会个体身上,文明之光的展开形式更是不可胜数。这种不可数的多样性,最终塑造了我们五彩斑斓的世界。作家和艺术家们,犹如世界上最无价的随机数发生器,手中的笔总能绘写出大多数人未及的次元。
当我们在审视日常生活时能从当下看到整个文明的源头与未来,日常也不再日常: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艺术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使用的文字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城市里的每栋建筑又如何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进行的科学研究,它有没有终点?机器智能,会将我们的文明带向何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个人苦苦思索,恐怕终会难有所获。幸而在上海科技大学,在书院的组织下,我们得以在“文明之光”、“艺术之光”讲座中,聆听大家之言,与名家对话。
“文明之光”、“艺术之光”讲座,与文明通论系列课程,以及一系列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一起,为每一位同学带来的,是前方被照耀得更明亮、更清晰的未来之路,与身后更深邃、更富层次的文明足迹。
同在张江,与上科大同担上海建设国家科学中心重任的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正照亮着最前沿的科学研究。而上科大,还承担着在国家教育综合改革中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重任——这也要求,上科大的一切探索不会仅仅是电磁波谱内的自在遨游,而是会不断触及学科领域间的交集,不断地在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社科邻近板块的边沿向前开拓。
无可否认,上科大在设计与落实这第一批讲座,初次“出海”时,仍是一艘小船。海洋和天空也并不总是眷顾这艘小船的航行,茫茫大海,也不见几座灯塔,并不是所有讲座都引人入胜。然而,没有第一艘出海的船就永远不会有人修建第一座灯塔。这本讲演录,可以说是首段航程的珍贵记录之一了。我非常希望,首批乘员和水手们,能让上科大未来的航程,更加美妙。
与同学,与书院,与学校,与祖国,共处时代潮头,共沐文明光辉。这样的体验,在上科大以外,可能真是无处可寻吧。

祝大家新年快咯!

重探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自由与烂漫——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是否置身于自我裹挟的囿围之中

本文系上海科技大学2017年春季学期《科技文明通论》课程期中论文

一般认为,“希腊是近代科学的直接前身”([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尽管人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原初思想根基一脉相承于古希腊的自然研究以及亚历山大的数学自然认识,但古者与今者之间的差异早已是不胜枚举——单从外在表现来说,其地理影响范围从最初的某一局部地区扩展到了全球;参与研究的不再仅仅是哲学家,而是一整个高度多元化的科学家与科研人员群体。不同于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阳春白雪,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则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科学研究营造的现代物质世界中,电力驱动着几乎一切的机器,也带来了具有极端毁灭力量的原子能武器。

除却物质世界以外,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在物质世界上还创生了“信息世界”,使得科学技术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复杂。在“阿拉伯之春”前,人们从未设想社会革命运动能如此高速与广泛地铺开([美]小约瑟夫·奈 and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2012)。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也没有人会想到,每天与特朗普、希拉里一齐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还有在伦敦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内避难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

从外部看来,已然可以发现诸多的不同。接下来,让我们将视角从科技研究的外部转入科技研究的“内部”。

千年的演进,已经让科学所感兴趣的话题已经从希腊纯粹的思想问题逐渐转化为一切被认为是不可研究的事物和问题以外的一切事物和问题。然而,已知域和求知域的空前广袤,并没有让人们的思维世界得到解放,反而感受到了单凭头脑去认知世界所带来的无力感。就算我们后退一步,不去奢求思维的解脱,我们也没有得到机器大工业对我们劳动力的解放。

当我们真的从一种置身事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时,我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像就等待下油锅的鸡排一样,必须不停主动或被动地裹上资本的蛋液和政治权利的面包粉,以博得更多人的注意。不然,最根本的资金的支持可能就会无处可寻。然而,距离现实应用越远的研究,就越难沾到蛋液和面包粉。这种不必要的裹粉,在古希腊时代是不可能见到的。

2017年2月,当特朗普政府公布下一年度的财政蓝皮书,大幅削减对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和环境署的研究经费时,《自然》杂志却刊登社论,抛出“美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应该关注那些在科技进步中所获甚微的纳税者们的诉求与就业前景”的观点,甚至劝诫科学家们不要只会埋头实验室或是上街去举牌,而是要学会去对公众“讲述动听的故事”。(Editorial 2017)但是换做在古希腊,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柏拉图认为自由民参与商贸行为应该被判犯罪而受到处罚。类似地,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奴隶以外的)任何公民都不应该参与到任何机械工作中去。”(Kline 2014)

在古希腊,哲学家是不屑于将伟大的思想力量投入到琐碎的现实生活中去的。当我们回到古希腊那以米利都为时间和地理原点展开的自然研究时,就不难感受,那种理性的觉悟显得是如此的自由烂漫,与每一个人都那么贴近——尽管,许多古希腊人以在屡次争辩之后所各自固守的各种结论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太过经不起推敲,但我们永远需要意识到,米利都学派的自然探究,是人类难得的开始区分自然和超自然,试图从自己的内心去理解世界的开端。

杰弗里·E·R·劳埃德写道,“关于原始实体的看法,米利都人的历史显示出来的最为非凡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一代比一代强。……对他们成就的评价,应当看他们在把握问题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他们摒弃了超自然的原因,认识到自然主义的解释可以并且应该被用于更大范围的现象;而且他们朝着理解变化这一问题迈出了尝试性的最初一步。”([英]G·E·R·劳埃德 2015)

也就是说,由于已经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原点,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当时学者所得出的结论身上引向学者为什么会得出那些结论。而且,回到原点时,我们所要进行的不仅仅是考据和重现。埃尔温·薛定谔,这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写道,“……(再次对希腊思想进行专心致志的研究)不仅是希望发掘出被人忘却的智慧,而且也是希望在源头处发现根深蒂固的错误,它在那里更容易被便是出来。”——带着新鲜的知识去拜访古老的思想,除了崇敬,我们还不能忘了质疑和修正的任务。而质疑和修正,本身也正是米利都学派迈出的第一大步。“当时这些人获知的伟大观念是:只要费心正确地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周围的世界是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它不是鬼神和精灵的活动场所……”([奥]埃尔温·薛定谔 2015)

对于整个自然世界最根本的本质的探求,是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基于对各类事物所呈现出的一致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基本构成观念。数字,毕竟不是什么实际具体可感知的东西,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字视作具体存在的观念,仍旧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探知世界的道路。劳埃德总结说,“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试图为有关自然的知识提供量化的数学基础。”([英]G·E·R·劳埃德 2015)

然而,也是这种自由烂漫的自信(或者于另一种语境下,可称作一种神秘主义),使得无理数最终无法被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接受——整数构成了世界,一切事物的基本构成都可以追溯到某些整数或者是它们的比例。那么,当我们能给用这个构成观构建一个正方形的四条边时,我们却无法用整数或整数比来构造出它的对角线。

在探究事物基本构成的征途上,苏格拉底选择从探究实在事物的路途中退出。他从合并(1加1变成2)及切分(1个事物平分变成2份)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操作都能由1及2,得出结论说“任何东西的生长、败坏或存在,我都不能知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研究方法了。”(柏拉图),转而在人类语言的海洋中开启了“第二次航行”(second sailing)——“以前讲的那些具体事物,有相反的性质,依照各自的性质,各有各的名称。现在讲的是概念里相反的本质,本质有它固有的名称。我们说,概念里的本质,决不相反相生。”(柏拉图)

柏拉图一承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来统一杂多的活动与现象,将数作为交流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为了维持这种脱离实际的假设,柏拉图干脆任性地将世界一划为二,一般归于思想,以进行解释和考察,另一半归于思想以外,不予解释和考察。

理性探究的童年时期就算在如今起来再怎么幼稚,也都是令人追忆的——无知的是无穷无尽,已知的几乎为零。这个时候,一切的探知,主要来自于观察、想象和思考。然而,当我们想要更真切地用头脑中的力量去把握住真实的世界时,就像我们必须接受与认识无理数一样,我们必须用一些观察的结果来抹去脑海中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对于思想以外的真实世界,我们也不能不理不顾。当亚里士多德开始为“第二次航行”扳动舵轮的那一刻开始,那之前未被发现过的自由思想的边界已经隐隐浮现了出来。

然而,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走向了自己的“物理学”。摒弃了老师柏拉图对于将事物切分为理智世界(形式世界)与非理智世界(生成世界)的尝试,而希冀于通过观察,来归纳与描述普遍事物的质料(matter)、形式(form)、动力因(moving cause)和目的因(final cause),并以四因的组合来认识事物本身的logos及其导致的生灭变化——这一次,是四因的组合决定了事物,既不是苏格拉底所言的概念里的本质,也不是柏拉图所追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观点。

观察的介入,使得亚里士多德在生成世界的浩瀚海洋中越行越深。不过,在大量观察和总结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事物的目的因的理解和归纳,并没有做出人为的深入解释,而将目的因归于事物自身与自然之下蕴含的更底层秩序——“自然是运动和静止的本源”(晋世翔, 徐戬, and 张东林 2017)。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停住了脚步,留下了一片栅栏背后的“自然保护区”。

那,究竟是什么、是哪些过程让自然研究褪去了烂漫的色彩,从探求内在本质逐渐流变为力图掌控世界最底层的原理并利用这些原理人工干涉自然,甚至再造自然的现代科学研究呢?

对古希腊人而言,对自然进行观察,基于对现象的记录来进行思考与论辩,以解释现象和规律是最主要的自然探究方式。而随着多学科实验方法的逐渐成熟,科学家们开始通过“操纵”自然以发现规律,转向“产生假设、设计实验、观察结果、形成结论”的实验科学范式,并利用数学模型对规律进行归纳和刻画。

进入21世纪,计算机的普及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人们不再需要依靠在真正的物质世界中进行实验,而是,采用计算机,运用第二范式研究下的大量数学模型,进行计算仿真模拟已然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科学范式。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可测量数据不断被记录下来,基于数据挖掘的“第四范式”之说也被图灵奖得主、关系型数据库[1]的鼻祖Jim Gray于2007年提出(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2009)。

[1] 关系型数据库是大部分现代电子信息存储和管理的基础。

科恩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古希腊到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三种革命性转变”(开普勒与伽利略——从“亚历山大”到“亚历山大+”:某种现存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不同但不是完全不同的可以用数学处理的东西;贝克曼和笛卡尔——从“雅典”到“雅典+”:通过关注物质微粒的特殊运动,假定运动总量守恒、物体保持直线运动倾向、运动的相对性等适用于整个宇宙的不可变的自然规律;培根、吉尔伯特、哈维、范·赫尔蒙特——从观察到发现型实验:认为世界有灵,注重实践与记忆,愿意让自然发生不会自发发生的现象。)([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这三种转变,最终共同塑造了第二范式的成熟。

从第二范式走向第三范式,让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听起来十分吊诡的能力,即脱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以研究自然的能力。计算机通过离散的数据演算,以人们要求的精度,仿真出实际上是连续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参数是可变的。这意味着,在地球上就可以模拟出月球上的情况,从而让人们有了新的改造世界的方式。

范式的不断出现,持续拓展着科学研究视野内可见的地平线。同时,前往差不多遥远的未知之处的途径,也随着范式的增加而多了起来,且对人的思想本身的要求,不再那么高了。熟练掌握数学工具,或是熟练操作电脑仿真的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对科学事实的探究。同时,计算机模拟甚至被用来验证这样一条结论:“即使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在对待复杂系统时,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来基本否定了人类单凭思维对复杂事实进行处置的基本可行性。([德]迪特里希·德尔纳 2010)而如果第四范式真的成为现实,那计算机将可以自主地基于对数据的处理,走向未知之处。

现代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给人脑留下的喘息时间是很短的。单个英特尔公司在售的350美元档次的四核CPU,每秒钟就可进行1千多亿次计算,更不用提超算集群的惊人计算能力了。在古希腊人相互争辩含糊概念所用的相同时间内,(只要我们已经完成过必要程序的编写)我们就可以基于精确的数学模型模拟出千万种图景。如果某一天,人们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模糊与多义性彻底放弃相互讨论,而将一切理解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图表和数据,那现代科学研究中留给人们自由思想的余地,将会可预见地进一步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人们都生活在专业分工性极强的社会之中,也不再可能像希腊公民那样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奴隶用来照料生计。科学研究的进行,不再可能出于一种纯粹的求知欲,而是夹杂着“自由民”和“奴隶”的双重诉求——科学研究者需要其研究成果能为其赢得维持生计所需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我们自己为何不再注重科学研究最开始的探知目的,而依赖于科学研究的维生目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巴雷特为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出过这样的描述——“机械技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凭着这种能力,他改变了这个星球,消除了空间距离,并使世界人口增加到三倍。但是,这种能力和人们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其否定的方面,这就是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焦虑时,无限、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空寂感,便一齐向他袭来。”([美]威廉·巴雷特 2012)——我们向自由民所向往的地方进发,但我们使用工具的方式和出发的目的却像奴隶一样。

尽管和古希腊的求知状态相比,这种状态怎么看都觉得不健康、不正常,但正是对这种麻木运用的欣然接受,促成了科学共同体的不断生长,形成一种带有现代性的科学研究的自我裹挟。

著名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大卫·兰德斯说,“总之,神话警示我们,对知识的攫取是危险之举,但人们必须求知,也必将获知,而且一旦知晓之后,就再也不会遗忘。”,他将人们对科技发展的依赖与希望,说成是“潘多拉礼盒中最后的物件”。他认为,对现代生活诞生的抵抗是徒劳的,“思想感情上的严重纠葛只能更加束缚后进者的步伐”([英]大卫·兰德斯 2007)。

越来越多的已知,其实是为我们的思想所居之处,竖立出了越来越多的警示牌和路牌,尽管自然界的探索之路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满足于“驾轻就熟”中清醒过来,不问问自己“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些能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将逐渐囿于某一种探知的水平而无法发现出发以探寻新的风景。然而,物理系的高材生越来越多地走上了华尔街,中科大工科在读的本科生不断地发着学校理科课程太多的牢骚,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拥抱“驾轻就熟”带来的一切,而对基础学科的深入钻研持有空前反对的态度。

实则上,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作为一个客体,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的最终塑造,其自身是无法发展出自我裹挟的特质的。然而,人们不断的自我裹挟,最终会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他们生活的一个截面上。

 

[奥]埃尔温·薛定谔. 2015. 自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 Translated by 张卜天.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德]迪特里希·德尔纳. 2010. 失败的逻辑. Translated by 王志刚,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 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Translated by 张卜天, 科学源流译丛. 湖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威廉·巴雷特. 2012. 非理性的人. Translated by 段德智, 译文经典.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小约瑟夫·奈, and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2012.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In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Original edition,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英]G·E·R·劳埃德. 2015.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Translated by 孙小淳,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英]大卫·兰德斯. 2007. 解除束缚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Translated by 谢怀筑,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北京: 华夏出版社.

Editorial. 2017. Beyond the science bubble. Nature 542 (7642).

Kline, Morris. 2014. The Creation of Classical Greek Mathematics. In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2009.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icrosoft Research.

柏拉图. 斐多篇.

晋世翔, 徐戬, and 张东林. 2017.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体系. In 科技文明通论. 上海.

 

题图:[德]马克思·霍克海默, and [德]西奥多·阿道尔诺. 2006.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Translated by 渠敬东;曹卫东,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