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重探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自由与烂漫——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是否置身于自我裹挟的囿围之中

本文系上海科技大学2017年春季学期《科技文明通论》课程期中论文

一般认为,“希腊是近代科学的直接前身”([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尽管人们认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原初思想根基一脉相承于古希腊的自然研究以及亚历山大的数学自然认识,但古者与今者之间的差异早已是不胜枚举——单从外在表现来说,其地理影响范围从最初的某一局部地区扩展到了全球;参与研究的不再仅仅是哲学家,而是一整个高度多元化的科学家与科研人员群体。不同于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阳春白雪,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则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科学研究营造的现代物质世界中,电力驱动着几乎一切的机器,也带来了具有极端毁灭力量的原子能武器。

除却物质世界以外,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在物质世界上还创生了“信息世界”,使得科学技术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复杂。在“阿拉伯之春”前,人们从未设想社会革命运动能如此高速与广泛地铺开([美]小约瑟夫·奈 and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2012)。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也没有人会想到,每天与特朗普、希拉里一齐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还有在伦敦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内避难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

从外部看来,已然可以发现诸多的不同。接下来,让我们将视角从科技研究的外部转入科技研究的“内部”。

千年的演进,已经让科学所感兴趣的话题已经从希腊纯粹的思想问题逐渐转化为一切被认为是不可研究的事物和问题以外的一切事物和问题。然而,已知域和求知域的空前广袤,并没有让人们的思维世界得到解放,反而感受到了单凭头脑去认知世界所带来的无力感。就算我们后退一步,不去奢求思维的解脱,我们也没有得到机器大工业对我们劳动力的解放。

当我们真的从一种置身事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时,我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像就等待下油锅的鸡排一样,必须不停主动或被动地裹上资本的蛋液和政治权利的面包粉,以博得更多人的注意。不然,最根本的资金的支持可能就会无处可寻。然而,距离现实应用越远的研究,就越难沾到蛋液和面包粉。这种不必要的裹粉,在古希腊时代是不可能见到的。

2017年2月,当特朗普政府公布下一年度的财政蓝皮书,大幅削减对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和环境署的研究经费时,《自然》杂志却刊登社论,抛出“美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应该关注那些在科技进步中所获甚微的纳税者们的诉求与就业前景”的观点,甚至劝诫科学家们不要只会埋头实验室或是上街去举牌,而是要学会去对公众“讲述动听的故事”。(Editorial 2017)但是换做在古希腊,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柏拉图认为自由民参与商贸行为应该被判犯罪而受到处罚。类似地,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奴隶以外的)任何公民都不应该参与到任何机械工作中去。”(Kline 2014)

在古希腊,哲学家是不屑于将伟大的思想力量投入到琐碎的现实生活中去的。当我们回到古希腊那以米利都为时间和地理原点展开的自然研究时,就不难感受,那种理性的觉悟显得是如此的自由烂漫,与每一个人都那么贴近——尽管,许多古希腊人以在屡次争辩之后所各自固守的各种结论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太过经不起推敲,但我们永远需要意识到,米利都学派的自然探究,是人类难得的开始区分自然和超自然,试图从自己的内心去理解世界的开端。

杰弗里·E·R·劳埃德写道,“关于原始实体的看法,米利都人的历史显示出来的最为非凡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一代比一代强。……对他们成就的评价,应当看他们在把握问题方面取得了什么进步。他们摒弃了超自然的原因,认识到自然主义的解释可以并且应该被用于更大范围的现象;而且他们朝着理解变化这一问题迈出了尝试性的最初一步。”([英]G·E·R·劳埃德 2015)

也就是说,由于已经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原点,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当时学者所得出的结论身上引向学者为什么会得出那些结论。而且,回到原点时,我们所要进行的不仅仅是考据和重现。埃尔温·薛定谔,这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写道,“……(再次对希腊思想进行专心致志的研究)不仅是希望发掘出被人忘却的智慧,而且也是希望在源头处发现根深蒂固的错误,它在那里更容易被便是出来。”——带着新鲜的知识去拜访古老的思想,除了崇敬,我们还不能忘了质疑和修正的任务。而质疑和修正,本身也正是米利都学派迈出的第一大步。“当时这些人获知的伟大观念是:只要费心正确地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周围的世界是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它不是鬼神和精灵的活动场所……”([奥]埃尔温·薛定谔 2015)

对于整个自然世界最根本的本质的探求,是古代希腊自然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基于对各类事物所呈现出的一致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基本构成观念。数字,毕竟不是什么实际具体可感知的东西,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字视作具体存在的观念,仍旧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探知世界的道路。劳埃德总结说,“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试图为有关自然的知识提供量化的数学基础。”([英]G·E·R·劳埃德 2015)

然而,也是这种自由烂漫的自信(或者于另一种语境下,可称作一种神秘主义),使得无理数最终无法被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接受——整数构成了世界,一切事物的基本构成都可以追溯到某些整数或者是它们的比例。那么,当我们能给用这个构成观构建一个正方形的四条边时,我们却无法用整数或整数比来构造出它的对角线。

在探究事物基本构成的征途上,苏格拉底选择从探究实在事物的路途中退出。他从合并(1加1变成2)及切分(1个事物平分变成2份)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操作都能由1及2,得出结论说“任何东西的生长、败坏或存在,我都不能知道。我不再相信我的研究方法了。”(柏拉图),转而在人类语言的海洋中开启了“第二次航行”(second sailing)——“以前讲的那些具体事物,有相反的性质,依照各自的性质,各有各的名称。现在讲的是概念里相反的本质,本质有它固有的名称。我们说,概念里的本质,决不相反相生。”(柏拉图)

柏拉图一承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来统一杂多的活动与现象,将数作为交流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为了维持这种脱离实际的假设,柏拉图干脆任性地将世界一划为二,一般归于思想,以进行解释和考察,另一半归于思想以外,不予解释和考察。

理性探究的童年时期就算在如今起来再怎么幼稚,也都是令人追忆的——无知的是无穷无尽,已知的几乎为零。这个时候,一切的探知,主要来自于观察、想象和思考。然而,当我们想要更真切地用头脑中的力量去把握住真实的世界时,就像我们必须接受与认识无理数一样,我们必须用一些观察的结果来抹去脑海中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对于思想以外的真实世界,我们也不能不理不顾。当亚里士多德开始为“第二次航行”扳动舵轮的那一刻开始,那之前未被发现过的自由思想的边界已经隐隐浮现了出来。

然而,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走向了自己的“物理学”。摒弃了老师柏拉图对于将事物切分为理智世界(形式世界)与非理智世界(生成世界)的尝试,而希冀于通过观察,来归纳与描述普遍事物的质料(matter)、形式(form)、动力因(moving cause)和目的因(final cause),并以四因的组合来认识事物本身的logos及其导致的生灭变化——这一次,是四因的组合决定了事物,既不是苏格拉底所言的概念里的本质,也不是柏拉图所追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观点。

观察的介入,使得亚里士多德在生成世界的浩瀚海洋中越行越深。不过,在大量观察和总结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事物的目的因的理解和归纳,并没有做出人为的深入解释,而将目的因归于事物自身与自然之下蕴含的更底层秩序——“自然是运动和静止的本源”(晋世翔, 徐戬, and 张东林 2017)。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停住了脚步,留下了一片栅栏背后的“自然保护区”。

那,究竟是什么、是哪些过程让自然研究褪去了烂漫的色彩,从探求内在本质逐渐流变为力图掌控世界最底层的原理并利用这些原理人工干涉自然,甚至再造自然的现代科学研究呢?

对古希腊人而言,对自然进行观察,基于对现象的记录来进行思考与论辩,以解释现象和规律是最主要的自然探究方式。而随着多学科实验方法的逐渐成熟,科学家们开始通过“操纵”自然以发现规律,转向“产生假设、设计实验、观察结果、形成结论”的实验科学范式,并利用数学模型对规律进行归纳和刻画。

进入21世纪,计算机的普及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人们不再需要依靠在真正的物质世界中进行实验,而是,采用计算机,运用第二范式研究下的大量数学模型,进行计算仿真模拟已然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科学范式。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可测量数据不断被记录下来,基于数据挖掘的“第四范式”之说也被图灵奖得主、关系型数据库[1]的鼻祖Jim Gray于2007年提出(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2009)。

[1] 关系型数据库是大部分现代电子信息存储和管理的基础。

科恩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古希腊到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三种革命性转变”(开普勒与伽利略——从“亚历山大”到“亚历山大+”:某种现存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不同但不是完全不同的可以用数学处理的东西;贝克曼和笛卡尔——从“雅典”到“雅典+”:通过关注物质微粒的特殊运动,假定运动总量守恒、物体保持直线运动倾向、运动的相对性等适用于整个宇宙的不可变的自然规律;培根、吉尔伯特、哈维、范·赫尔蒙特——从观察到发现型实验:认为世界有灵,注重实践与记忆,愿意让自然发生不会自发发生的现象。)([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这三种转变,最终共同塑造了第二范式的成熟。

从第二范式走向第三范式,让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听起来十分吊诡的能力,即脱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以研究自然的能力。计算机通过离散的数据演算,以人们要求的精度,仿真出实际上是连续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参数是可变的。这意味着,在地球上就可以模拟出月球上的情况,从而让人们有了新的改造世界的方式。

范式的不断出现,持续拓展着科学研究视野内可见的地平线。同时,前往差不多遥远的未知之处的途径,也随着范式的增加而多了起来,且对人的思想本身的要求,不再那么高了。熟练掌握数学工具,或是熟练操作电脑仿真的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对科学事实的探究。同时,计算机模拟甚至被用来验证这样一条结论:“即使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在对待复杂系统时,也会遇到种种困难。”,来基本否定了人类单凭思维对复杂事实进行处置的基本可行性。([德]迪特里希·德尔纳 2010)而如果第四范式真的成为现实,那计算机将可以自主地基于对数据的处理,走向未知之处。

现代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给人脑留下的喘息时间是很短的。单个英特尔公司在售的350美元档次的四核CPU,每秒钟就可进行1千多亿次计算,更不用提超算集群的惊人计算能力了。在古希腊人相互争辩含糊概念所用的相同时间内,(只要我们已经完成过必要程序的编写)我们就可以基于精确的数学模型模拟出千万种图景。如果某一天,人们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模糊与多义性彻底放弃相互讨论,而将一切理解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图表和数据,那现代科学研究中留给人们自由思想的余地,将会可预见地进一步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人们都生活在专业分工性极强的社会之中,也不再可能像希腊公民那样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奴隶用来照料生计。科学研究的进行,不再可能出于一种纯粹的求知欲,而是夹杂着“自由民”和“奴隶”的双重诉求——科学研究者需要其研究成果能为其赢得维持生计所需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我们自己为何不再注重科学研究最开始的探知目的,而依赖于科学研究的维生目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巴雷特为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出过这样的描述——“机械技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凭着这种能力,他改变了这个星球,消除了空间距离,并使世界人口增加到三倍。但是,这种能力和人们的其他方面一样,也有其否定的方面,这就是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焦虑时,无限、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空寂感,便一齐向他袭来。”([美]威廉·巴雷特 2012)——我们向自由民所向往的地方进发,但我们使用工具的方式和出发的目的却像奴隶一样。

尽管和古希腊的求知状态相比,这种状态怎么看都觉得不健康、不正常,但正是对这种麻木运用的欣然接受,促成了科学共同体的不断生长,形成一种带有现代性的科学研究的自我裹挟。

著名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大卫·兰德斯说,“总之,神话警示我们,对知识的攫取是危险之举,但人们必须求知,也必将获知,而且一旦知晓之后,就再也不会遗忘。”,他将人们对科技发展的依赖与希望,说成是“潘多拉礼盒中最后的物件”。他认为,对现代生活诞生的抵抗是徒劳的,“思想感情上的严重纠葛只能更加束缚后进者的步伐”([英]大卫·兰德斯 2007)。

越来越多的已知,其实是为我们的思想所居之处,竖立出了越来越多的警示牌和路牌,尽管自然界的探索之路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满足于“驾轻就熟”中清醒过来,不问问自己“驾轻就熟”地利用这些能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将逐渐囿于某一种探知的水平而无法发现出发以探寻新的风景。然而,物理系的高材生越来越多地走上了华尔街,中科大工科在读的本科生不断地发着学校理科课程太多的牢骚,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拥抱“驾轻就熟”带来的一切,而对基础学科的深入钻研持有空前反对的态度。

实则上,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作为一个客体,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的最终塑造,其自身是无法发展出自我裹挟的特质的。然而,人们不断的自我裹挟,最终会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他们生活的一个截面上。

 

[奥]埃尔温·薛定谔. 2015. 自然与希腊人 科学与人文主义. Translated by 张卜天.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德]迪特里希·德尔纳. 2010. 失败的逻辑. Translated by 王志刚,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荷]H·弗洛里斯·科恩. 2012. 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Translated by 张卜天, 科学源流译丛. 湖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威廉·巴雷特. 2012. 非理性的人. Translated by 段德智, 译文经典.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小约瑟夫·奈, and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2012. 信息革命与跨国行为体. In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Original edition,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英]G·E·R·劳埃德. 2015.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Translated by 孙小淳,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英]大卫·兰德斯. 2007. 解除束缚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Translated by 谢怀筑,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北京: 华夏出版社.

Editorial. 2017. Beyond the science bubble. Nature 542 (7642).

Kline, Morris. 2014. The Creation of Classical Greek Mathematics. In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and Kristin Tolle. 2009.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Microsoft Research.

柏拉图. 斐多篇.

晋世翔, 徐戬, and 张东林. 2017.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体系. In 科技文明通论. 上海.

 

题图:[德]马克思·霍克海默, and [德]西奥多·阿道尔诺. 2006.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Translated by 渠敬东;曹卫东,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