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化泥——封建—郡县之变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2014级本科生 石嘉禾

本文系上海科技大学2015春季学期中华文明通论(上)课程的期末论文

【摘 要】本文首先将目光投向先秦时期中华地区的政治情况,了解分封制的具体表现;随后将力图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产生的思想基础与制度成形;之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秦汉帝国时政治制度的演变;末了,将把从汉末到近代的整个时间轴放入视野,简要浏览中国制度的沿革,看郡县制如何与封建制一起构成了陈旭麓先生所言的“漫长的盘旋”[1],并影响了周边的东亚国家。

【关键词】封建制 郡县制

1 引言

封建制、郡县制与行省制是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典型的三类地方行政体制。一般认为,战国末期到秦朝间的时期为首次封建转向郡县制度的标志时期。[2]在以往的研究中,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的张力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得失的有不少。[3]众多的比较研究,源于人们自然产生的历史热情。从历史细节角度而言,很多人都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为什么在大一统完成后,面对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广大疆域,秦始皇最终力排众议,听从李斯建议采取郡县制构建其政治系统;从宏观历史角度而言,如今中国的基础行政区域划分完全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郡县制的相应政策,而封建—郡县所代表的中央—地方权利框架建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无论古今中外都无法回避的永恒话题。

郡县制产生时,中华文明正处于其奠基和拓展的时期,并且已经从上古文明走出,经历了宗周礼乐文明。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之上的唯物史观,任何文明的发展都应该是生产方式、认知方式与政教秩序—身心秩序的统一。[4]原本如“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5]所言般,为了“拱卫周王室”而建立的封建制度,当各个诸侯国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阶级分化后,如果礼乐的教化效果没有随生产力提高相应的有效的提升,那么当地方上积累了一定的物质乃至军事资本,封建制是完全无法约束住地方的,施行有效的统治行为也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柳宗元对西周末年的局面是这样分析的:

  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6]

分封制的优势之一,在于管理名分下的大块领地所需的管理成本其实不高,一旦将封地分予诸侯,中央最为关心的也就是诸侯国是否定期纳贡、是否依然臣服。至于诸侯国内部实际的生产秩序,中央并不需要怎么去干预。然而,这样的组织形式难免导致诸侯国与诸侯国、诸侯国与最高统治中心之间缺乏加快文明协同发展所需要的交流,与中央的隔离性也越来越强,当物质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臣服观念逐渐淡薄时,最坏的结果无疑是一个国家下属的诸侯国各自叛乱,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

叛乱,意味着纲常伦理出现了错乱,意味着儒家思想暂时失去了对现实的统领。西周既没,叛乱继起,礼崩乐坏之时,战乱基本是连年不休,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方才结束。

2 先秦时的封建

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出本文讨论的封建并非五四运动所反的那个“封建”[*],而是作为地方行政体制的封建制。即,“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7]的一种地方行政体制。柳宗元言,“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6],认为封建制度存在赋予诸侯权力过大、中央对地方控制薄弱的问题存在,并将周朝的灭亡归咎于封建制。然而,封建制度是商周区别于原始社会的特征之一,其存在也必然有合理性。

一般而言,认为分封制的正式确立在周朝。

有看法指出:“小邦周”翦灭“大邦殷”而溥有天下,赖其制度之确立。周之制度,则以分封与宗法最为重要。[8]“溥有天下”之后,作为原来的小邦,如何管理扩大的疆域,的确需要一种明确的制度。西周分封制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其延续了之前氏族机构中的血缘关系,并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血缘关系,构成了全新的政治关系。

《荀子·儒效》开篇说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当分封土地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土地都归属于同姓贵族。而对于被分封的异姓诸侯而言,他们也都成为了姬姓贵族的姻亲,于是形成了一种既政治又姻亲的贵族政治框架。[8]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样貌极为不同。在周代的封建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将权力下放更好执行,按钱穆先生语,“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进动的一种建国规模。……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而在欧洲封建制度中,最高权力架构是由下层逐级封建契约逐步向上建立的[9],其下部是松散的庄园单位。那么,周代的封建制底层是松散还是紧密的呢?

在《左传·桓公二年》中写道: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可以看到,宗法制与分封制实质上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分封制的稳固,建立在“本大末小”,即根本强大、末梢弱小的基础之上,那分封时就要严格按照宗法等级,逐级递减。只有这样,越小的单元越分散,越难以出现僭越。然而,一旦封建制中的某个“末梢”力量超过了主干,那宗法制的效力就被削弱了。反之,如果宗法制的尊卑秩序不再牢固,封建制的约束力量也会显著减弱。

这也是为什么不论亲疏的法家一旦在政坛上大放异彩时,封建制不再容易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最终的选择。

3 春秋战国时的郡县制度的成形

3.1 从西周到东周:封建秩序的崩溃

周平王是周幽王的儿子,周幽王死后由申侯、缯侯、许文公等共立。而正是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使得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也就是说,被申侯拥立成王的他,间接犯了弑父之罪。

被犬戎入侵过的京师遭受了重创,除非进行大规模重建,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使用。周平王于是决定将国都迁至雒邑。平势隆郎认为,春秋初期,中国处于一种“形成带有城墙的城市(小国),农村附属于这些城市而存在的时代”[2],城市是统治农村的中心,因而都城的地位更在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自然,从原来的京师迁至原来的陪都,地盘的减小使得周王室的威严严重受损。同时鉴于前述的周平王的“间接弑父之罪行”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宗法制的原则,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不再尊崇平王为共主,且开始相互进行战争。

最为显著的不再尊崇的诸侯是郑庄公,其胜仗连连,扩张极猛,完全有无视周王室的意味。周平王见此状况,预想抑制其权力,分其半权于另一卿士。郑庄公听闻后十分不满,质问周王,周王矢口否认。然而认为周平王的口头回应并不足以使他安心,必须以做出担保。最终的结果是“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10],周平王和郑庄公实际地位已经相差无几,此前周平王失势由此不再是诸侯王们心照不宣默认的事实,而是彻底昭示天下了。

在周平王对局势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春秋战国混乱而由瑰丽的散沙们的画卷,就由此铺开了。此时,诸侯国各自分散的封建制,已经很难能说是成功的制度,甚至很难堪当“国家组织形式”之名了。

3.2 管仲霸业

一旦发生战争,所有的统治者不得不看到资源的重要性,此时,相比儒家,法家就在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上占尽了优势。它狠、它注重实践、它的理性与浪漫色彩完全看不见。

前685年的齐国,齐桓公继位,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井田而改征税,收揽盐铁经营权,加强军籍管理,构成了军政一体的国家人口资源体系,甚至还重赏商人,构建了良好的贸易生态。[11]在齐国这一粒沙里,至少资源的拢聚程度达到了同时期水平的最高峰,生产力空前强大。正是凭借着强大的物质基础,齐国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主要做两类事情:干涉其他不服从周王室统治秩序的诸侯国、打击外来的夷狄势力。前656年齐国率八诸侯国联军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在管仲的制度革新中,对于郡县制形成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军籍管理的制度。在纯粹的封建制中,出兵更多的有一种血缘色彩或者宗法色彩在。通过登记档案,血缘色彩被抹去不少,社会分工的感觉反倒极为强烈。《管子·禁藏》有言:

  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颉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

信息登记制度使得最高层统治者拥有了直接了解每一位底层民众情况的能力,而不再需要通过将任务下发才能最终找到合适的人选。权向上收拢之势与其力量强大,从管仲的改革就可见一斑。不过,管仲的改革对社会阶级的利益未有太大的触动,贵族还是能过着贵族的日子。

3.3 吴起与商鞅

吴起的变法起于公元前387年,终于公元前358年,史料由于楚国后被秦国灭亡,并不如商鞅变法详尽,然而得益于项羽举“复楚”旗号抗秦,当年楚国的一些制度得以被今天的我们知晓。商鞅变法则是在公元前356年与前350年进行了两次。

在此以列表形式将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列出:

吴起

  • 明文立法,公诸于众
  • 废世卿世禄,推军公爵制
  • 主张徙贵族于边境
  • 精简官员,充实军力
  • 鼓励进言
  • 禁止私人请托

商鞅

  • 燔诗书而明法令
  • 废世卿世禄,推军公爵制
  • 编户齐民,推行什伍连坐
  • 废除分封,推行县制
  • 开阡陌,废井田,鼓励耕织
  • 统一度量衡

(在线版本不可用)
图1 军功爵制演变[2]

从现存的史料看,商鞅的变法对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措施更为详细一些,而对于言论的控制远强于吴起。其重新设计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12],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军功爵制,都鼓励着社会阶级中原本无法向上层流动的人多进行付出。

整体而言,在两者的眼中,以贵族为节点的封建制度其实已经不具有什么生命力,世卿世禄制实质已经成为了社会持续前进的一种后拽力。在比拼硬实力的战国时代,不应该再去守护那种“亲亲尊尊”的儒家纲常。那么,组织制度中仍然将贵族作为节点的意义何在呢?

贵族们早是一堆散沙,把他们作为社会结构的节点缺乏意义。这里,比管仲更进了一步。

县制于是成为了一种良好的替代方案。商鞅在秦国推行县制后,“凡三十一县”,设县令、县丞、县尉掌管政治和军事,且县直属中央。这样的制度,偕同编户齐民与废世卿世禄,基本上去除了贵族的特权色彩,引入了官僚统治,提高了生产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县制并非秦国首创,从春秋中期始[12],各诸侯国或多或少都走向集权,逐渐采用县制。但是,与钱穆先生所提及的同时期的其他诸侯的“灭国置县”、“割让置县”以及“分田置县”相比,“聚乡置县”对原有结构的拆除重建最为彻底,最终形成的统一度也最高。

商鞅变法中县制的推行,最终使得秦国统一了六国。这样惊人的成功,也使得新生的郡县制能在秦朝建立后成为了秦始皇的选择,而不是具有漫长成功历史的封建制。

4 秦汉帝国时的郡县制

秦朝大一统后,疆域变为了整个中原,是否继续中央直属置县成了一个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六年……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在秦朝刚刚完成大一统事业时的此次讨论中,秦始皇最终站到了李斯这一侧,选择了郡县而非封建。在秦始皇和李斯看来,属地遥远并不能成为中央放权的理由,且商鞅变法早已展现了郡县制协同军功爵制,是“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秦始皇的意志,在《绎山刻石》(李斯于秦始皇二十八年作)中也可一睹: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也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13]

另一方面,李斯并不敢将权下放。按鹤间和幸之说,李斯深知统一之后,地方的问题并不在于被收编的六国国王,而在于民众之中的反秦动向。[14]在他眼中,郡县制之存亡乃国家之存亡,因而他始终对推行郡县制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始终不保留任何的犹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三十四年时,一次祝寿宴上的场景: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此即乃“焚书”之始。对于封建制而言,地方统治者首先要负责的是他自身辖区内民众的生计问题,而对于其上级,只需要保持服从态度即可。而对于郡县制而言,地方统治者是通过军功爵制获封爵位进行地方管理的,其更多的是要贯彻上级统治者的统治意志,对其而言,赢得统治下的民心固然是好事,但只有获得上级的首肯,才能获得进一步的晋升。


图 2 秦朝郡县制结构

从“焚书”亦可以看出,传统的、与封建制有关的言论仿佛很容易得到人们从道德观念出发思考时的支持。很多郡县论者甚至都承认郡县制代表霸道,适用于道德堕落、人心自私的社会。[15]缺乏血缘纽带的郡县制度,其正统性从何而来?不妨说,其正统性的根基在于施行郡县制后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发展,体现在它的效率,而在道德方面根本找不到什么所谓的根基。如果不加以施行,也就找不到其正统性。因而,在推行时所需要“革掉的命”不可谓少矣!而李斯的“焚书”,更是让郡县制背上了一份原罪。对宗法关系的否定、对国家“机器化”的深入,可以说是郡县制度在秦代极为明显的特征。

在郡县制度的支撑下,皇帝意志得以贯彻,官僚体制得以树立,文书行政得以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原本只是各自诸侯手中的散沙,如今成为了秦始皇掌控中的一整块泥团,不易吹散,更容易塑形。

然而,“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6],猛于虎的苛政将民众逼上了起义的道路,泥沙俱下,乱局顿起。很难说这是郡县制导致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其是快速推行郡县制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大规模的劳民的基础建设与严格的文化管制,尽管使得社会效率大幅提升,然而民众的实际生活因为其服务区域脱离家乡,并未随着社会的高效而好起来。从家国时代走向国家时代,民众对于封建时代不那么劳命伤财的生活的思念,自可估量。

秦末战乱纷起,最终刘邦平定天下。再一次,最高统治者面临了中央—地方权利框架建构的问题。

在当今的观点下,我们可以总结出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的一些不合时宜之处,包括对复国势力安抚与清除尚不完全、地域经济基础的不平衡使得统一的经济制度对于部分地区根本不具有可行性,以及分封制依旧存在巨大历史惯性,人们并不倾向于对其做出否定评价。

作为开国之君,刘邦最终选择了“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剖裂疆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诸侯王,立二等之爵,实行郡县、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17]

但在西汉,总结了历史教训的刘邦自然也会选择中央集权作为基本的政治构建原则。然而,基于上面所述的不合时宜的因素,分散的经济体此时的发展更适合楚汉战争后休养生息。从刘邦至刘弘,初期制定的郡县、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文景之治时,景帝开始注意到部分封国的经济实力开始迅速膨胀,开始对异姓诸侯的权力范围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并广设亲子为王。然而此策既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迅速加剧,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由此展开。不过,22个诸侯国仅7国叛乱,叛乱最终得以平定。有趣的是,这里可以看出些许在从西周到东周:封建秩序的崩溃中已经讨论过的封建制度内在矛盾[12]的影子。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进一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此时汉郡的权重越来越高。最终到了汉武帝时期时,在“推恩令”、“左官律”与“附益法”等一系列政策下,诸侯国地位进一步陡降,几乎与单一郡县制无异。至汉元帝时,实际施行的制度就已经是郡县制了。

5 西汉以后的“漫长的盘旋”

阔别了秦朝的“焚书坑儒”,后世的知识分子们从未停下过有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这个基本性的问题,与每个历史时刻的现实都密切相关,学者的讨论兴趣自然难减。

一方面,郡县制为信息从上至下传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只有郡县制使得如秦直道一般的巨型基础设施建设能被提升到国家层次,使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空前密切。然而,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源驱使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向封建制回溯。毕竟,封建制有着纲常伦理的道德依托,有着儒家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能降低中央的行政负担。两种观点的不断调和,最终形成的是“从汉代开始,封建制不同程度地复活,并一直延续到晚唐。然后完全意义上的郡县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郡县制在宋代占支配地位,到明清之际发展到顶点”[18]的历史进程。

在历史总体的走势上,中华文明中的顶层政治家们实际上都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力度,而总体的趋势,也是不断地增设郡县中郡级以上的中央直属机构,如州、道等。到了元朝,少数民族为了加强对汉族的控制,更是推行行省制,更类似于将中央机关分为多个,分置各地。如果实施封建制,不同地区的人们不太会发生太多的流动,而更倾向于绑定在原有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之中。正是郡县制将一个国家看成一个脉络相通的整体,才给出了些流动的气息。

到了清朝,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面对时局弊病,回溯历史制度直至先秦时,都不得不看出,无论封建还是郡县,终究有其弊端。顾炎武认为应该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在县级以及之下推行自治,并且于地方保留兵权;黄宗羲肯定封建制于抗击外族方面的效力,但也深知封建自身潜藏的崩溃因素,建议折中两制,在边关设置方镇,隶属中央但相对独立;王夫之则近柳宗元,提倡郡县制而反对封建制,因郡县制利大于弊。[19]

总体而言,在高层保持稳固、高效的中央—地方架构,并给予地方充分的自治时,也就是封建与郡县互补融合时,理论上较为完美的状态就可以达成。这一点,就算推及当今中国农村自治,甚至回顾安徽小岗村农民们的孤注一掷时,也有其合理性在。[20]

有趣的是,郡县制或许也帮助了其他东亚地区的民族逐渐走向国家形态。对于蛮夷地区,这种先进的政治组织无需儒家文明铺垫即可让他们形成一定的国家结构。[21]

6 结语

封建—郡县之变,可以说是纲常—效率之变,也可以说是下治—上治之变,还可以说是个性—统一之变。正如自然界万物一般,如果将封建制与郡县制分列为国家制度的两个极端,中华文明就在各种外力作用下于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妨说,封建与郡县可以类比为散沙与泥团,一个自在,一个团结;一个只能纷飞、碰撞,而另一个能够流动、生长。

时至今日,政治体制早已是原始政治体制如封建制与郡县制进化多时的结果,然而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春秋战国到秦汉那段历史中制度的沿革、权力的分配、社会的流动在今天留下的影子。郡县制给我们看到一个自上而下设计的制度的高效性,而封建制给我们看到的是它极为自由的灵活性。

 

7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 漫长的封建社会 [M].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     平势隆郎.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     张汝伦. 并未远去的封建郡县之争 [N]. 2010-08-08.

[4]     丁耘. 导言:中国之为中国 [M]. 中华文明通论.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 2015.

[5]     左丘明. 僖公二十四年 [M]. 左传.

[6]     柳宗元. 封建论 [M].

[7]     罗建. 糊涂的“封建” [J]. 书屋, 2001, 05): 31-6.

[8]     罗新慧. 中华文明的曙光 [M]. 中华文明通论.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 2015.

[9]     钱穆. 中国社会演变 [M]. 国史新论.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0]   左丘明. 隐公三年 [M]. 左传.

[11]   韩潮. 法家的思想与事业 [M]. 中华文明通论.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 2015.

[12]   李磊. 秦的制度 [M]. 中华文明通论.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 2015.

[13]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14]   鹤间和幸.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5]   张星久. 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表达——论中国帝制时代“封建论”的思想逻辑与发生背景 [J]. 政治学研究, 2008, 05): 53-63.

[16]   贾谊. 过秦论 [M].

[17]   汤其领. 西汉郡国并行论 [J]. 史学月刊, 2001, 04): 33-7.

[18]   石约翰. 封建、郡县与中国历史传统 [J]. 安徽史学, 2002, 03): 2-10.

[19]   张永忠. 同代异梦——简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国家理论 [J]. 船山学刊, 2007, 01): 19-22.

[20]   牛铭实. 从封建、郡县到自治:中国地方制度的演变 [J]. 开放时代, 2004, 06): 77-88.

[21]   杨军. 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02): 34-41.

 

[*] 五四时期提出的“封建”概念是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古代历史重新分期,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商周时期)、封建社会(由秦至鸦片战争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共和国成立前)、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